九峰山，是浙中名邑——臺州黃巖的城市地標，也是精神原鄉。康有為黃巖訪友，贊曰：“黃巖在臺(天臺)宕(雁宕)間，九峰環立，峭碧摩天……其地分雁宕之幽奇，其所孕產人才亦必俊拔……”
清光緒乙未科榜眼喻長霖公，就是從黃巖九峰山走出來的一代才俊。他與康有為系同榜進士，淵源頗深。
為減少枝蔓，本篇選擇長霖公九峰鏡心亭何人載酒七言聯的微觀視角，以一家之言，解鎖清末民初易代之際其個人命運和精神世界，進而管窺一代士人的群體命運和精神世界。
榜眼墨寶亭生輝
乙巳新正，九峰山麓的梅花破蕊綻放，傳遞出“獨天下而春”的訊息。
這里，有堪稱人文淵藪的九峰書院。清同治八年(1869)，一代循吏孫憙(一作孫熹)從寧海履新黃巖知縣的第二年，“益振厲奮發”，將毀于兵燹的九峰寺改建為九峰書院。他還親撰《九峰書院碑記》，訂立《學規》，并在北山魁字巖摩崖鐫刻“青云直上”四字，勉勵學子。
翌年，延攬“言行師表垂萬世，史志文章冠晚清”的城東柔橋王棻大儒，執掌九峰書院首任山長。自茲，書院奉“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濱海變鄒魯”為圭臬，傳道授業解惑。其間，他4次受命，凡12年，影響深遠。
朗朗書聲、濃濃墨香中，先后走出了王彥威、喻長霖、王舟瑤、管世駿、陳瑞疇、章梫、許元穎、於昕、江伯震、黃方慶等先賢人杰。
黃巖乃至臺州，自清初“兩庠退學案”“白榜銀案”發，進士絕榜近百年后，復又“人文蔚起，卓然為浙東生色”。其中，榜眼喻長霖是有清一代臺州最高也是唯一榮膺一甲殊榮的文科舉“學霸”。
此黃巖之幸也。
光緒二十年(1894)，主講九峰書院的王舟瑤倩寓居黃巖的“海派四杰”蒲華大師，繪制《九峰讀書圖》。這是蒲華山水畫代表作之一。王舟瑤在上面題七絕五首，詩跋中列舉了喻長霖等六位同在書院求學的小伙伴名字，字里行間，“不勝黃公酒壚之感”。
他還撰有《九峰讀書圖記》，情真意切，懷念之情躍然紙上：“每當夕陽西落，山月初上，則相與散步諸處，藉草列坐，各論日間所讀書與夫身心之過諐，時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亂。每析一疑義，群證心得，則不覺忻喜歡娛……余與轂成(黃方慶)應學使之招，讀書杭之西湖詁經精舍。西湖山水甲天下，而余與轂成私心終惓惓以為不若九峰樂也。”
1934年春，毗鄰九峰書院的鏡心亭在桃花潭畔落成。長霖公與朱劼成、王念劬、柯璜、任重等八位黃巖籍耆宿大賢，為之題寫楹聯。正草隸篆各具風采，盡顯名士風流，儼然蘭亭雅集的千年余韻。其中，長霖公的“何人會得春風意，載酒時作凌云游”七言聯，最為引人注目。
書如其人。長霖公的書風，豐腴圓潤、雄秀俊麗，一筆一畫皆是深厚學養和士人風骨的外化。他幼承庭訓，“夜讀經史,日習小楷”，以帖學為宗，師法顏真卿等唐代大家。同時受時風影響，清末碑學興起，他與康有為等同時代文人墨客過從甚密，作品中可見北碑的雄強筆意，呈現對金石氣的追求。時年78歲，已臻人書俱老之境。因是勒石楹聯，只署名款，未鈐印。
鏡心之名緣何來
關于鏡心亭，《九峰廣志》載：九峰學村首事王定一與伍止淵大師及弟子一起疏浚桃花潭，在南岸水際建攢尖頂單檐方涼亭一座，名鏡心亭。
王觀岳先生2000年元旦撰《鏡心亭記》，也記述了這段歷史：“九峰為邑之勝地。鏡心亭，又斯境之明珠也。斯亭，經原九峰學村首事王定一先生募建，歷時數載，于一九三四年春落成。前清進士朱劼成、榜眼喻長霖等八位鄉賢先達，撰聯揮毫，為斯亭增光添彩……”
《志》和《記》概述了鏡心亭募建、修繕之始末，對何以“名鏡心亭”，都未曾提及。筆者查找過一些史料，未果。在此不揣谫陋，妄提拙見。
《莊子·則陽》有句：“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說文》記：“鑑諸，可以取明水于月。”漢鄭玄注：“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可以想見，我國最早的鏡子，在銅鏡出現之前，是以平滑的陶瓦器“鑑”上面倒上一層水，形成水平面，即陶鏡，又稱水鏡，用來映照。
由物及人。
“鏡心”，源自道家“至人用心若鏡”的智慧。莊子在《應帝王第七》中提出：“無為為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用心若鏡”是一種無為的極致。由此，人的身心完全超越外界客觀事物的遮蔽，完全敞開自己，進入“游無朕”的境界。“心”與“鏡”，于是被鏈接在一起，成為“心鏡”或者“鏡心”。
說到“鏡”，必然會聯系到另一個重要概念“靜”。莊子在《天道第十三》中提到：“水鏡則明燭須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乎？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
顯然，莊子所說的“水靜猶明”與“圣人之心”的關系，來源于老子，也是對老子的應合。老子說“歸根曰靜”，要把握自然之道，真正體驗“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就得“致虛極，守靜篤”。
這一思想出了圈，超越道教，獲得了儒、釋乃至普世認同。諸如荀子的“虛壹而靜”、諸葛亮的“寧靜致遠”、王陽明的“修靜以入心之境”、弘一的“靜待花開”等，都有精辟闡述。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妙道大師”伍止淵是道教全真龍門派二十四代代表人物，鶴發童顏，自帶仙氣。民國十八年(1929)，他從湖北長春觀等地修道大成后，回到黃巖故里。
世界兵荒馬亂，幸好“清絕勝蓬壺”的九峰山，正滿足他對修道處所的所有想象。
“覓一壑幽棲，輾轉塵寰教息馬。借九峰片席，逍遙世外好栽梅”。于是乎，他在此栽梅植竹，興建玄都觀(又稱小玄都觀)。同時，與王定一一拍即合，率眾弟子浚溪、壘石、建亭。
機緣所至，伍止淵擁有明朝國師劉伯溫的蕉葉式古琴。彼時，他端坐亭中，對一張琴，一溪云……天籟般的清音，隨月光飄散，在空谷中回響。
《詩經·鄭風·女曰雞鳴》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古琴作為一種靈物，“清泠由木性，恬澹隨人心”，弦鳴指間，潤澤心靈，讓人寧靜生慧。
“鏡心亭”的名字，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問題又來了。鏡心亭，到底“鏡”的是什么樣的“心”？
蘇詩集聯昭心跡
出走半生，對九峰，喻長霖、王舟瑤等鄉賢自是一往情深。此去經年，長霖公曾先后寫下多首有關九峰的詩作。如：
游九峰作
四十年前舊游地，名山往事渺難追。
先進衣冠同逝水，后凋松柏滯寒枝。
艱難素友雙弓米，憂患余生百劫棋。
精舍講堂風寂寞，柔橋芳草夢迷離。
收到故鄉盛情邀約的長霖公，提筆凝思，“俯仰身世，萬端交集”。“辛苦遭逢起一經”。他16歲首度入讀九峰書院，師從母舅王棻，后又負篋曳屣千里從師，當“小鎮做題家”。之后，一路秋闈復春闈，艱難困苦、屢敗屢戰，39歲終于開掛逆襲，“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回望來時路，人生幾度秋涼。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如今，春風不許再少年，在“奔走四方”后，耄耋之年客居滬上，結廬杭州，躬耕嘉興。經過歲月磨礪的家山底色,早已褪去蔥蘢蒼翠與紅塵喧囂，世事滄桑，物是人非，怎不感慨系之矣。
“何人會得春風意，載酒時作凌云游。”
如上，一揮而就的詩聯，構思精巧，格高意遠，渾然天成。乍一看，似乎盡顯蟾宮折桂之豪氣。而且，與榜眼身份絕配，絲滑得沒有一丟丟違和感。一直以來，人們都以為是長霖公的自撰聯了。
其實不然。該楹聯為集聯，上下聯均集自蘇軾詩句。確切地說，是“烏臺詩案”后、二刷杭州時期的蘇東坡詩句。放下執念，他從蘇軾到蘇東坡，從鮮衣怒馬到竹杖芒鞋，從浸淫儒學到禮佛好道，實現了士大夫最偉大的涅槃。
深意在此。
上聯出自《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其八)》：
湖面初驚片片飛，樽前吹折最繁枝。
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雨細時。
蘇軾任杭州太守時，臨海章安(今屬椒江區)人楊公濟任通判，二人同僚兼詩友，經常在公務之余互相唱和。
縱觀蘇軾的梅花詩，創作時間主要集中在“烏臺詩案”以后。“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最重要轉折點，沒有之一，其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等，都由此分野蛻嬗。從那一刻起，蘇軾開始關注梅花，仿佛也成一株遺落幽谷的梅花了。特別是幾次顛沛流離，在荒郊野外，看到梅花寂寞開無主，能不歌吟之？
下聯出自《送張嘉州》：
少年不愿萬戶侯，亦不愿識韓荊州。
頗愿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云游。
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卻到龍泓口。
浮云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
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
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發叟。
此詩亦作于杭州太守任上，他得知同僚張伯溫將赴自己的故鄉出任嘉州(今樂山)知州，特以詩相贈。詩中還反復化用李白詩句。
理想與現實，出川與歸鄉，李白與蘇軾，謫仙與東坡，如蒙太奇般閃回、重疊，呼應內心從掙扎追求到曠達樂觀。
與《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等表現的人生理想一脈相承，蘇軾載酒游赤壁已實現了，而“載酒游凌云”、徜徉仙山之間是一種發愿，22歲“初發嘉州”時沒有實現，52歲“送張嘉州”時也沒有實現，至死他都沒有實現。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毋需意難平。
長霖公的這一副集聯，堪稱絕妙。上下聯一問一答，既問人，又問心；既致敬蘇軾，又宣示自我；既是對隱逸傳統的繼承，更是一次歷史性的重構。
前文(一)說到，長霖公曾為晚清名家鐘天緯撰《鐘征君傳》。征君者，朝廷或官府征辟不就的隱士也。其實，長霖公才是征君。
正際鼎革，“城頭變幻大王旗”。袁世凱、孫傳芳、盧永祥等屢邀長霖公出任要職。
“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
朝代政權的更迭，是一個生命與歷史緊密交織的沉重話題。每當易代之際，傳統士人多身陷死生棄用的兩難抉擇，既困于道德軌范與離亂生活之間的尷尬較量，復于追念勝國與依附新朝的矛盾中進退維谷。
長霖公《澹寧自記年譜》表露了這段心路歷程：“只因慘遭國變，郁悶痛悸，致肝氣旺而肺氣阻滯不通，乃致水溢高原，全身浮腫……一病之后，恍然大悟。天地須臾，古今一瞬，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不破之家，無不死之人，今者國破家亡，夫復何言，蓋憂患傷身，痛哭無益。盛衰生死得失之數，聽其自然，付之有命而已矣！”
在家國遽變的深痛處，長霖公重新定義了自我。婉謝不仕，并非他是一個不識時務、冥頑不化的迂儒。
沒有人能置身于時代的“巨流河”之外。殿試中，他以答策中有行變法句，獲光緒帝青睞而特拔為頭鼎甲第二名，欽點為榜眼。維新運動中，長霖公屬“帝黨”人物，與慈禧為首的“后黨”相比，是進步的。受翰林院派遣，他遠赴日本考察學務，學習西學，對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持積極態度。后來參加立憲派，贊同“欲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與有榮焉的是，長霖公的得意門生鐘鏡芙、黃紹蘭，是中共一大代表駐地上海博文女校的創校校長。一大期間，時任校長黃紹蘭悉心保障，為建黨大業居功至偉。
但他最終選擇隱退，應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其一，儒家思想的影響。王朝更替的遺民現象，是帝制時代的產物，它的形成與儒學傳統文化塑造相關。社稷危亡，忠義是遺民精神和道德責任的核心，自古就有“一士不事二君”的古訓。
其二，遁世隱逸的理想。追求嘯傲林泉的“松弛感”，在文人士大夫中由來已久。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交融催生了隱逸思想正式成為一種文化。
其三，特殊身份的束縛。榜眼即榜樣，是讀書人膜拜的YYDS。深受儒學傳統教育的士人，地位越高心理壓力越大。“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享受了前朝的功名利祿，加之特殊的人設，改換門庭已然身不由己。
其四，家族忠義的承繼。長霖公的父親喻興云受仙浦喻族人推舉，組織衛鄉民團，修筑壕堡，保境安民。同治二年(1863)，在與土寇奮戰中英勇就義，事跡載入《浙江忠義錄》。母親王太夫人面對劫難，變賣家產贖回被土寇綁架的長霖。從此，家道中落，一家人全靠她紡織為生，含辛茹苦，孝姑教子。長霖公在母親“六旬攬揆之辰”，繪《寒機課讀圖》，并賦詩一首。翰林院編修俞樾作《圖記》，將王太夫人與刑部侍郎錢陳群的畫家母親陳書并稱，以為“《寒機課讀圖》必與嘉興錢氏《夜紡授經圖》同傳千古”。光緒帝師、相國翁同龢贈聯：“雛鳳神駒天下士，青裙白發女中師。”
其五，臺州式硬氣的體現。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點贊左聯五烈士柔石有“臺州式的硬氣”。長霖公《臺州府志》序稱：“臺郡地僻東南彈丸之地，然常異才突起，群賢多能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他郡莫之若先。”典型人物如方孝孺、駱賓王(婺州義烏人，曾任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等。他們共同凝鑄成持義守道、舍生取義的臺州人文群像。
總之，在風云激蕩、改朝換代的大波巨瀾中，長霖公不是“殉道者”，而是“標本式人物”，注定只能以遺老身份終其一生。
是進亦憂，退亦憂。他23歲時作《慎思日錄》自勵：“遠思先父亡靈，近慰慈母之望，上思報國之意，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修己之身。”
居廟堂之高，長霖公的這顆“天地心”，映照著“民吾同胞”的悲憫情懷。高中后，即以當紅榜眼的潑天流量，為寧海(三門)縣募資修建海塘壩。“榜眼塘”，至今仍護佑著沿海居民和萬頃良疇。
之后，喜提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和功臣館纂修等職。資政院成立，他與嚴復等為10名欽選碩學通儒議員之一，同時與潤貝勒等18名議員組成特任股員會，參與立憲和朝政。帝國大廈將傾的辛亥年(1911)初，與莊親王載勛、勞乃宣、陳寶琛、趙炳麟等7人發起成立憲政實進會，是中國歷史上首批三大政黨之一，為清末政治轉型提供組織基礎，推動了民主政治進程。
光緒二十七年(1901)，時有臺州周堅忠俗號“小老周”，舉兵起義。長霖公接電從上海趕回臺州，憑一腔孤勇，勸撫義民投誠，不費一兵一卒成功平息戰亂，生靈得免涂炭。
戊戌變法后，經“中國近代教育之父”張百熙等薦舉，長霖公唯篤志于教育賽道。他從清末榜眼這一千年科舉制度的最后光焰，轉變為近代教育體系的拓荒者，致力新式教育啟蒙轉型，發展垂直領域，在全浙師范學堂(兩浙師范學堂一說應有誤)、京師大學堂、京師女子師范學堂等校擔任要職，成就卓著，稱其教育家毫不為過。
由科舉入仕的長霖公，不是坐而論道的清談客，而是起而行之的行動派。其從政經歷前后十四年，成為一生仕途的高光時刻。
處江湖之遠，他和遺老們“大隱隱于市”，并非消極避世，純粹“佛系”，而以經世致用修史志，做學問，詩文書法自娛，因應世變。
作為曾負責國史文獻編纂的太史公，民國三年(1914)春，他受聘浙江通志局提調，續修《浙江通志》。十五年(1926)，歷時5年主修《臺州府志》，被方志學界譽為“體例有新創造”的方志巨構，入編《中國方志叢書》。浙江圖書館館長徐曉軍稱：“民國《臺州府志》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在臺州方志學史上具有難以逾越的地位。”
至晚年，長霖公始終篤行“君子之守”，甘為清流，賣文鬻字，過著清貧的生活。二十九年(1940)，逝于滬寓，終年84歲。
仕即辱身，隱則食貧。這是易代之際士大夫們面臨的兩難處境。
他一邊傾力整理王棻遺著《臺學統》，和王舟瑤選輯王棻文集《柔橋文鈔》，四處奔走才得以出版傳世。一邊矢志著述，可謂著作等身，然生平纂著已成者僅《惺諟齋初稿》《臺州府志》等刊行，其余如《澹寧齋詩鈔》《古今中外交涉考》《中華富教自強策》等俱未殺青成書，或無力付梓，以抄本留存，多有散軼。
遺老們向來有結社的傳統。長霖公與周慶云、吳昌碩、況蕙風、潘飛聲等一道創立“淞濱吟社”，淺斟低唱，是當時眾多遺民詩群的代表。他與吳昌碩同是“海派”“淞社”成員，彼此一直保持翰墨酬酢、詩酒流連的交誼。曾為暮年吳昌碩寫下一副無敵妙聯：“聾兩耳，跛一足；學三絕，人千秋。”
承平年代的人，永遠無法體會亂世人的心境。長霖公保有滾燙的雄心，但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未及登上施展抱負的更高平臺，大清帝國已在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訇然垮臺。“嗟乎！時運不濟，命運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長霖公等眾遺老懷有深深的黍離之悲，由曾經的絢爛歸于平淡，有的甚至墮入枯寂。這固然有他們自遺于世的因素，也有當時的歷史境況使然。遺老圈中，有云淡風輕、返璞歸真的通透，也有舉世茫茫、渺無知音的蒼涼和孤獨感。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長霖公的“載酒時作凌云游”之意，想必不在“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之“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知音難覓。難怪他喟嘆“何人會得春風意”了。
大變局中見風骨
時勢造英雄，有時也成為人心人性人格的鏡子。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中日甲午海戰的硝煙尚未消散，傷口還在淌血。正在帝都參加乙未科會試、等候發榜的長霖公，響應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公車上書”，反對朝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共倡變法圖強之新政。
戊戌變法前夕，康有為與長霖公間，曾展開一場激烈的“人法之辯”。康有為主張：“非變法不能自強，有法斯有人，法為人之祖父，人為法之子孫。”長霖公則反駁：“法非人不能自變，有人斯有法，人為法之祖父。”二人各執己見，爭辯不讓。而后，“戊戌六君子”被簡單粗暴斬首，康梁倉皇流亡海外，變法以失敗告終。慘淡的人生、淋漓的鮮血，印證了長霖公更務實的考量和更深邃的洞見。
南渡北歸。晚清以降，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上海開埠通商，各國租界競相設立。政商名流、學林碩儒、書畫宗匠以及一眾“海漂”，萃聚上海，匯成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海上畫派”，文化史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驚艷而輝煌的存在，一個難以復制的存在”。
辛亥革命后，長霖公與曾熙等遜清遺老，不約而同退隱滬上，既因“不事二朝”的古訓，也為現實生計所迫，在詩書畫印中寄托情懷。
“海派”是幸運的。史上少了幾個達官顯貴，卻為這個藝術天團貢獻了崛起的契機和云集的大師。
1913年12月，康有為結束海外流亡生涯，次年6月來到上海。他請吳昌碩刻了一方閑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
從政治變法到藝術變法，康有為再度擎旗扛鼎，成為力挺碑學的領軍人物。加上此前的趙之謙、楊守敬等，尤其是1912年前后，吳昌碩、沈曾植、李瑞清等先后會師上海，推崇碑學，傾情金石，形成了超豪華的第一代海派書法家群體，是為“1912年現象”。從而奠定了“正大氣象”的筆墨底氣與形質構成，標志了近代書法的開端，具有里程碑意義。
“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三面云山一面城之間，也留下了康、喻二人的各種“陳跡”。
然而在政治上，康有為由去國時一個激進的維新先驅，還鄉時卻成了頑固的保皇領袖。民國六年(1917)，康有為支持張勛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但僅僅12天，便告失敗。
康有為人生最后的那些年,本想在魔都“聊樂我魂”。孰料北伐軍勢如破竹，他自知不見容于革命黨，決定避居青島，不想竟曲終人散去。
如果歷史只是單純的時間長河，他們也只是他們自己，面對風雨飄搖、家國劇變，沉舟側畔的各自選擇，歷史自有公允的評判。但在九峰山滋養的長霖公身上，在多數遭際易代離亂的士人身上，愈加彰顯其高尚的士大夫氣節與操守。俞樾因此贈聯盛贊長霖公：“學博德高儒者稱，荷香風善圣之清。”
——這恰是鼎革時期一代士人的精神寫照。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轉瞬間，蟬鳴夏至，又見鏡心亭畔“滿架薔薇一院香”。它不僅是這方土地上的人們一個精神“寄存處”，更是穿透歷史的棱鏡，照見盛世的絢麗、亂世的風骨，以及所有來不及說出口的故園遺夢。
長霖公的一生，正值變亂交織的“三千余年一大變局”，雖然未能像康有為一般叱咤風云，卻有國士之風，在靜默中守護中國士大夫的精神根脈與人性光輝，奏響了時代褶皺里的生命詠嘆調。
主要參考文獻：四修理事會《黃巖喻氏宗譜》，以及周絢隆、殷國明、喻菊芳、陳建華、周建燦、章云龍、戎怡、曹瑛杰等著作文章。一并致謝。
(圖片來源網絡)
區四套班子領導分赴各地開展“七一”慰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