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根基，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二者共生共榮，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立業之本。《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中多篇著作都對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作出深刻論述。比如，《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指出：“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指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指出：“我國金融必須守好服務實體經濟本分，推動高質量發展，決不能脫實向虛”；等等。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金融和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關系。深入學習《文選》中關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論述，才能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金融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
之路的內在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中指出：“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實踐證明，實體經濟的繁榮發展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我國是個大國，必須發展實體經濟，不斷推進工業現代化、提高制造業水平。
當前，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產業格局，催生新的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面對這一重大歷史機遇，我們必須深刻把握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戰略機遇，著力推動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持續強化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不斷提升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金融作為實體經濟的血脈，具備媒介交易、配置資源、發現價格、管理風險等重要功能，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質量等有著重要影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金融要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服務，必須堅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持續優化服務，拓展服務的深度與廣度，為實體經濟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支持。
以金融高質量發展服務實體經濟，離不開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式也需要實現從“外延式擴張”向“內涵式發展”轉變。以往通過信貸大規模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信貸增速需要與經濟增長的提質增效相匹配，防止“脫實向虛”或“金融空轉”等問題的出現。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顯著增加的背景下，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這有利于推動資金更快更多流向實體經濟。
在總量調控方面，進一步發揮總量性貨幣政策工具在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中的重要作用。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金融市場運行情況，靈活調整政策節奏，在經濟擴張期適度收緊流動性，防范出現經濟過熱風險；在經濟承壓期加大流動性投放，激發投資與消費活力，穩定市場預期，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宏觀穩定器作用。通過有效調節貨幣供應量與信貸增速，保持流動性充裕、金融總量穩定增長，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與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為經濟穩定運行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在結構優化方面，進一步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方面的重要作用。與傳統的總量調控工具相比，結構性工具更注重“精準滴灌”，通過再貸款、定向降準等方式，將央行資金與金融機構對重點行業和領域的信貸投放緊密掛鉤，有效引導金融資源投向國家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優化資源配置，降低融資成本。例如，通過支農支小再貸款、科技創新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等，增強對“三農”、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供給，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面與有效性。
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要以打造現代金融機構
和市場體系為重要抓手
習近平總書記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金融服務》中指出：“我國金融體系規模已經很大，但資金配置不均衡，融資結構不合理，可以說不缺資金缺本金，關鍵是提高融資效率，重點解決資金‘苦樂不均’和‘錢多本少’、‘耐心資本’不足等問題。”目前，我國已建立起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期貨等多領域多層次的現代金融組織體系，金融機構綜合實力顯著提升，規模優勢日益凸顯。同時要看到，我國金融機構仍存在發展不平衡、核心競爭力不足等問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率均有待提高，國際影響力仍需進一步增強。
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必須以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為著力點和重要抓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為構建服務實體經濟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指明了方向。構建現代金融機構體系，要完善機構定位。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應充分發揮資源整合與配置作用，聚焦重點產業、關鍵領域和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做強做優、穩健經營，充當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中小金融機構需要“減量提質”，根據本地資源稟賦和發展實際，強化差異化、特色化發展，補齊服務短板。政策性金融機構應厘清邊界，聚焦服務國家戰略，主要做商業性金融機構干不了、干不好的業務，為商業性金融機構不能覆蓋的領域提供補充。同時，要推動證券、基金、保險、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多元化產品，拓寬直接融資渠道，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具包容性和靈活性的融資選擇。
此外，還要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優化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的比重，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一方面，要加快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優化融資結構。資本市場能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資本形成、完善公司治理等功能，助力新型工業化發展，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強債券市場制度建設。債券市場作為籌措中長期資金的重要場所，能為各類經營主體提供高效穩定的直接融資渠道。為此，要進一步健全債券發行、交易和管理制度，提高債券市場市場化定價能力和市場韌性，促進債券市場高質量發展。
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要以推進金融高水平開
放為重要途徑
開放是金融業改革發展的重要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提高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規則影響力，穩慎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不僅是我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增強我國金融體系韌性與競爭力的戰略選擇，更是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能力、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重要路徑。
一方面，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不斷完善金融市場制度規則，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協議中金融領域相關規則，逐步擴大金融領域的規則、規制和標準等方面的制度型開放，增強金融領域開放政策的透明度、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從而吸引更多長期資本和優質金融機構來華展業興業。另一方面，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還應著眼于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水平，推動我國實體經濟更好地“走出去”。要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拓展企業境外融資渠道、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助力中國企業深度參與國際產業鏈、價值鏈與創新鏈合作。此外，不斷完善對共建“一帶一路”的金融支持。通過創新投融資模式、拓寬投融資渠道、豐富投融資主體等方式，構建多元化金融支持體系，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加穩定、高效、可持續的金融支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質量發展。
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必須統籌兼顧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中指出：“要把握好開放的節奏和力度，切實提升金融監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風險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開放。”這是由金融開放的特殊性和風險性所決定的。從國際經驗看，金融開放后，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更容易傳導至國內，國際游資的大規模流動、利率和匯率的劇烈波動等外部風險因素，都可能對國內金融體系造成沖擊。同時，金融開放會加速金融創新，使金融產品和業務模式日益復雜化，一些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會掩蓋風險，一旦市場環境變化，風險可能迅速暴露并在金融體系內擴散。
完善的金融安全保障體系，既能避免金融市場動蕩引發經濟衰退，又能增強國際投資者信心，吸引更多優質資本和機構，提升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競爭力。為實現金融高水平開放下的高水平安全，需從多方面協同推進相關工作。一方面，應持續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通過開放，增強金融業的競爭力與抵御風險能力，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屬性，以及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的韌性，夯實金融安全的基礎。另一方面，金融開放必須守好安全底線，做到“放得開”“管得住”。著力提升監管能力和風險防范水平，加強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管理，優化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分析、評估、預警機制，豐富政策工具箱，有效防范國際風險的外溢和沖擊，強化監管全覆蓋，嚴厲打擊違法違規活動。同時，加強國內不同監管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和行動協同，避免出現監管空白和重疊，切實筑牢國家金融與經濟安全防線。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轉載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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