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無論是國防事業，還是民用設施，如果再有與‘兩彈一星’類似的大項目，只要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大力協同精神，我們一定能超越他人，圓滿完成。”——陳芳允
“人生路必曲，仍須立我志。竭誠為國興，努力不為私。”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里，臺州亂彈的演員們真情演繹著由陳芳允事跡改編的現代戲曲《追星者》，一首言志詩的深情朗誦，讓觀眾席里一位老者的眼眶泛了紅。
老人叫陳曉南，原國防科工委、總裝備部高級工程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追星者”陳芳允的兒子，“為國不為私，這首詩就是我父親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寫照。”陳曉南說。
陳芳允(1916.4.3—2000.4.29)，“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無線電電子學與空間系統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理論奠基者及國家“863”計劃發起人之一。他少年離家求學清華，學成后將一生奉獻給了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挺起了中國崛起的脊梁。而陳芳允在科研事業上的無私奉獻，以及對國防科技保密工作的嚴謹、忠誠，也為新一代“追星者”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懷拳拳愛國心立熠熠強國志
“望眼遍野遭欺凌，
侵我國土殺我同胞心如絞。
如有一天兩相遇，
狹路相逢絕不饒。”
——臺州亂彈劇目《追星者》戲詞片段
1916年4月，陳芳允出生于黃巖城關寺后巷的一處三進式大宅里，他5歲開蒙入私塾讀書，在黃巖中學讀完初中后一路北上求學，考取清華大學。
陳芳允在清華大學求學時，本來選擇的專業是機械系，后來受中國第一代科學家吳有訓教授的影響，改入了物理系，期間還積極參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由于戰亂，陳芳允隨學校遷往長沙，輾轉多地后進入西南聯合大學(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繼續物理學的研究和學習。
“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我父親曾對我們說過，人生志向應該是為國家而立。而且他動手能力強，物理實驗中用到的很多工具他都是自己動手做出來的。”陳曉南介紹，在顛沛流離中成長起來的陳芳允，目睹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也看到了科學科技滯后給中國帶來的血淚教訓，早早在心中埋下了一顆“科技救國”的種子。
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后，陳芳允曾到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的成都無線電廠工作。在此期間他發現廠領導要求導航設備對準的方向不是日本，而是延安，陳芳允意識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性，產生了離開無線電廠的念頭。1945年，陳芳允考入到英國考瑟無線電廠研究室工作，并參與了英國第一套海洋雷達的研制。
“我父親是從抗日戰爭時期走過來的人，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他不愿為國民黨發動內戰而工作。”陳曉南說，1949年國民黨力促陳芳允去臺灣，在李敬永(臨海籍地下黨)的幫助下，陳芳允請人以割傷腳趾的方式住院留在了上海。
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科技發展與西方國家比相差甚遠，始終以落后為恥的陳芳允，一生在科研領域奮起直追。在陳芳允的家中，一直保存著一本科學顧問聘書，聘書上的頒發日期“7月7日”，曾重重撥動了這位科學家的愛國之心。為了牢記歷史、激勵自己，陳芳允在聘書首頁曾記錄下“對日抗戰開始日，切記要壓倒日本人”的字樣。
“抗日戰爭時期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和思考，逐漸樹立了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能救中國的信心和決心。”陳芳允曾在回憶錄中說。
不過問不言說擔負國之重任
“衛星好似風箏飛上天，
全憑地面測控跟蹤一線牽；
建好臺站接收裝置全鋪開，
護航東方紅一號直上九重天！”
——臺州亂彈劇目《追星者》戲詞片段
新中國建立后不久，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全面封鎖和打壓，并多次對我國進行核威脅，為了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黨和政府把發展“兩彈一星”作為國防事業的重中之重。“兩彈一星”是國家絕密工程，它代表著中國國防高科技的崛起，代表著新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民族智慧，無數科技工作者為它隱姓埋名、以身許國，直到近年，其中的感人故事才逐步披露，回顧過往，歷久彌新。
1953年，陳芳允接受黨的任務，開展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并參加了國家12年長期科學規劃制定工作，工作“涉密”已成常態。
“我母親(沈淑敏)也是一名科研人員，她在生物物理學領域中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陳曉南介紹，在陳芳允帶領團隊進行核爆測試用的儀器研制時，也正值國家生物物理所的創建初期，沈淑敏作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學方面的科研人員，參與和組織了關于核輻射對動物的急性和慢性損傷的試驗研究。夫妻二人雖然性格截然不同，但對待工作同樣嚴謹、忠誠，“不好奇、不過問、不言說”已成夫妻之間、父子之間相處的默契。
“他們在家從來不討論工作，因為我父親不愛說話又常常出差，家里幾乎全靠我母親一人打理。”陳曉南說，“記得小時候，我和我父親共用一間書房，父親的書桌是我母親不去整理的唯一區域。”在陳芳允的家中，不用沈淑敏特別強調，陳曉南和哥哥陳曉東都知道父母工作的特殊性，不去翻看父母的東西。而受家庭“不談工作”氛圍的感染，即使后來陳曉南也緊跟父親的步伐，從事衛星通信系統的研發工作，父子之間依然只聊生活、不談工作。
1965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制工作正式啟動，陳芳允擔任衛星測量控制的總體技術負責人，承擔了地面測量控制設備的研制、臺站和中心的建設、軌道計算等方面的艱巨任務。中國到底哪里適合建立測控站？這些答案需要陳芳允帶著技術團隊走遍中國，翻山越嶺到人煙稀少的地區實地考察。每次離家前，陳芳允會好好吃一頓妻子做的飯，至于“要去哪兒、做什么”，又是與家人也不能言說的秘密。
“我父親經常離家大半年，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來當我也進入國防衛星通信系統工作后，才知道他當時去的那些地方條件有多艱苦。”陳曉南說，當時，在中國廣袤大地上，綠皮火車是人們出行至外省的重要交通工具，而火車上人多眼雜，陳芳允從不放心把文件交給別人管理，“聽跟著他出行的隊員說，我父親在火車上不管去哪，文件包從不離身。我工作后，也養成了時刻警醒的習慣，一旦發現有問題的人或事，少說話多留心，不給任何可疑的人機會打探消息。”
名利淡泊如水清廉自守成墻
“度娘頭，細佬頭，
提著橘燈望星星。
要問最亮是哪一星？
頭上這顆‘芳允星’！”
——臺州亂彈劇目《追星者》戲詞片段
陳芳允的一生中，榮譽無數。1983年，他首次提出“雙星定位”概念和設想，并于1989年演示成功。他的“雙星定位通信系統”設想，比美國科學家喬漢森發表的同一設想早了15年；1985年陳芳允因參與完成微波統一測控系統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88年因航天測量船上電磁兼容問題的解決獲國防科技進步一等獎；1999年因在“兩彈一星”工程建設中的突出貢獻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四十京兆一技人，愛研求實不愛名，一稱專家已過譽，慚愧國人趕超心。”面對接踵而至的榮譽和贊揚，這句小詩卻是陳芳允最真實的內心獨白。
作為國家功勛科學家，陳芳允有足夠的能力讓自己和子女過上錦衣玉食的優越生活，可現實中，他和家人的生活堪稱清貧，頭發長了自己理，衣服破了自行縫補，哪怕因公外出住賓館，也從不要求享受特殊待遇。
“他和我母親生活節儉，卻默默資助過很多人。有一次我回家探望父親，碰巧看到有個人特地從國外回來感謝我父親，我才知道他一直在資助一些學生。”陳曉南回憶，黃巖城關原本留有一座陳家宅子，后遇到拆遷，陳芳允直接通過親屬把拆遷款捐贈給了當地小學。“我父親的愛好就是科研工作，直到去世前，他還念念不忘自己提出的有關國家空間科技發展的重大項目。金錢、名利他都不在乎，這個品質對國防科研工作者來說非常重要，不會被誘惑。”
父母的言傳身教對子女是最好的教育，陳芳允夫婦不為名利所困的豁達，也對后代子孫影響頗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陳曉南進入國防科工委工作，期間，因參與執行國防科工委衛星通信系統建設工程、國際海事衛星通信系統等建設工程，陳曉南的技能被國外多家衛星通信公司看中，“當時國內、國外懂得數字化通信的人才并不多，國外曾有公司提出年薪20萬美元讓我去工作，但我還是拒絕了，要知道那時我每月工資只有300多元錢，為什么要留下，因為祖國更需要我。”
由于黃巖寺后巷的陳家老宅已被拆除，陳曉楠再回黃巖，還是租住在父親兒時生活的區域附近。2024年4月份，經陳芳允家屬倡議，家屬與黃巖區共同出資設立“陳芳允獎學金”，每年將對黃巖中學部分優秀和困難學生、老師給予資助，激勵師生共同開拓創新、拼搏奉獻，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部分圖片由李洲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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